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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云图书馆(历经百年的温州图书馆究竟是如何走向鼎盛的)

发布于：2024-01-16 11:16:04 来源：互联网

1927年7月，经旧温属六县教育局长的联名推举，籀园时代唯一的女馆长姚平子上任。作为当时温州女界领袖人物，姚平子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府学田租纠纷，藏书更是累至3615部，26580册。1930年1月，王希逸任旧温属联立图书馆馆长。其任内接收泰顺刘渠川后人赠书2244册，并校勘馆藏永嘉诗人祠堂丛刻缺版30叶，还募款购买《四库全书珍本》一部。

在任内，孙延钊修订章则，规范籀园图书馆的工作制度，并将工作人员增至九人。1935年3月，经孙延钊等人倡议，籀园图书馆设立图书馆理事会，为籀园图书馆的经费来源拓展了一条较为持久稳定的路径。总务、采编、阅览等业务，也因此开展得有声有色。在孙延钊的主持下，多种借阅制度陆续推出，图书馆编目工作基本完成，馆舍也得以修葺翻新

随着籀园图书馆日趋完善，馆藏也越发充实，“线装书由三万四五千册增至四万四五千册，平装书由千余册增至六七千册。”线装书的来源大都出自海内公私藏家的捐赠。孙延钊特意搜集地方文献材料，以备专设陈列室，如《金华丛书》《四明丛书》等各县地方志书，卷帙繁复，价值巨大，奠定了温图古籍馆藏的特色。1937年，孙延钊接收永嘉乡著会历代温籍人士所著已刊之印本、未刊之抄本和手稿、墨迹、书版，共抄得乡贤遗著402种，1259卷，堪称地方文化史上的大

在孙延钊看来，图书馆除了常规功能外，还应有灌输群众战时智识、指导群众战时活动及激发群众爱国御侮思想等特殊效能。因此当抗战爆发时，为激发民众的抗战情绪，鼓舞士气，孙延钊先后举办三次关于战时文物的公开展览，陈列战时应用的书报、抗战地图、国防巡回文库及战地摄影图片等。规模最大的一次，是1940年11月的抗建木刻漫画展览会。当时图书馆向海内外名家、社会各界征集的抗战宣传木刻展品达1500余件，参观人数在7000人以上，大大提振了本地抗战救亡的民族思潮。

抗战时期，“举办读书顾问”与“指导青年进修”是当时图书馆的重要事业之一，“读书为学和争取胜利，确有不可须臾分离的密切关系”。因此在1940年11月，孙延钊组织了籀园图书馆青年读书会，意在加强战时读书运动，造就青年治学集团，结合文化救国力量，提高民族文化水准。其规模之大、组织之完备，可称得上是当时温州最大的读书群众性组织。

此外，为感念黄绍箕后人捐赠其蔘绥阁藏书，1937年孙延钊创刊《蔘绥年刊》，不仅刊载图书馆相关工作信息，同时刊发颇具学术价值的地方历史文化文章。此刊物得到了温州知识分子的踊跃支持，夏承焘、陈仲陶、吴天五等地方学术名家也积极投稿。后因抗战军兴，纸张印刷困难，《蔘绥年刊》停印，改出《籀园月报》，旨在宣扬图书、推广借阅。同时籀园图书馆也编绘了街头画刊《抗建画报》，旬出一期，向大众宣传抗战思想，此举还引发温州城内张贴画报的宣传风尚。

在孙延钊馆长的带领下，籀园图书馆的工作业务蓬勃发展，多点开花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。这段时期，被称之为籀园图书馆的“鼎盛时期”。

在一众文化先贤的辛勤付出之下，籀园图书馆化为一座普及文化、推动教育的灯塔，恬静地撒播着光辉。著名作家赵瑞蕻曾回忆，他小时候时常上籀园图书馆借书看，“对于我，籀园图书馆更是富于吸引力，在我青少年时期的心灵中留下迄今仍然新鲜、美好记忆的印痕……我喜欢那儿的清幽，四围的山光水色，园里的花枝；还有几位图书管理员先生们的态度和蔼可亲。”

著名寓言作家金江也曾说过，因为家贫买不起书，他儿时只能驻足于籀园图书馆，馆里藏书丰富，他在那儿汲取了许多知识与智慧，充实了进取的力量与勇气，“现在回忆起来，当时从籀园图书馆借到一本久所渴望的书，坐在九山湖畔阅读，真是一种无上的享受。”

籀园图书馆走到“鼎盛时期”，得益于文化先贤们苦心孤诣的耕耘，也得益于读者们求知若渴的爱书之心。然而，籀园图书馆虽然步入了鼎盛时期，但无边战火却也同时汹涌袭来。温州在日寇的铁蹄下三次沦陷，生灵有倒悬之急，而籀园图书馆也在凛冬之中，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机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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