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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枚硬币掷出的中国情缘

发布于：2013-08-12 13:29:00 来源：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刊网

今天，欧洲网分享来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刊网的“一枚硬币掷出的中国情缘”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
赵娇

施改革（StefanGeiger），巴伐利亚中德经济文化协会（ChinaforumBayern）执行会长，先后在海德堡大学、科隆大学学习汉语、企业经济学和法律，并于1994年通过DAAD申请前往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1年汉语。2003年，施改革正式接手巴伐利亚中德经济文化协会，迄今为止，共组织了150多场向中德企业宣讲中国经济法知识的讲座和论坛，为有意为在中国投资的中小型企业搭建桥梁，给他们提供中国投资法律、政策等方面的咨询。巴伐利亚中德经济文化协会的会员由一开始的19个发展到了现如今的130位。

下面就是本报的独家专访报道。

笔者：你在海德堡、科隆和南京都学习过中文，现在的工作也是和中国相关。为什么选择学习中文？

施改革：对，1992年开始我在海德堡学习了1年的中文。中学毕业以后，我的一个朋友的女朋友跟我说，她在海德堡大学学习中文和日文。我在中学里就非常喜欢学习外语。当时我住在黑森林那边的一个小村庄里，我觉得学习中文将会非常有意思。那个时候，其实我对中文一点都不了解，我就知道中国菜很好吃。

笔者：那个时候你们村子里有中餐馆？

施改革：对，在离我住的小村子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中国餐厅。我当时非常喜欢吃那里的中国菜。对日文我也不太了解，不过那个时候我有练习空手道。我必须要决定上大学学什么，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，他们让我掷硬币决定学习什么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中文。所以我以后就决定要开始学习中文。

笔者：那是1992年。那个时候学习中文有中国语伴吗？

施改革：没有中国语伴，但是我们的老师是中国人。那段学习中文的时光是非常苦的，每天我们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，有时候下午也要上课。公共假期，比如圣诞节，我都在学习中文。每天大概要学习100多个生词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班上有24个学生，最后只有8个坚持了下来。

笔者：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因为喜欢中文吗？

施改革：那个时候我还不能说我喜欢中文，因为我还没有去过中国。我当时只是想，我一旦开始做一件事情，我就要把它做下去

笔者：那后来为什么又转学去科隆大学？

施改革：当时海德堡大学规定学习汉语的学生同时必须学习拉丁语，而我在中学选择的是法语，并没有拉丁语基础。93年那个时候，中国的发展还是比较落后的。所以我的爸爸非常反对我学习中文，怕我将来会失业。而科隆大学的汉学系经济学是必修课，所以我就来科隆读了汉学的Diplom，学习了企业经济学，中国的经济法，民法等。

笔者：你94年又去南京学习了1年汉语？

施改革：对，在南京师范大学学习汉语的这1年对我的汉语提高帮助非常大。我觉得要学习好中文，必须去中国学习一段时间。在中国从“享受特殊照顾”到“被人忽视”

笔者：你对十年前的南京是什么印象？

施改革：我到了南京以后，觉得很多东西都很新鲜。我当时像个小孩子，在路边傻傻的看着。我之前去过美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，但是和亚洲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我看着街上一辆奔驰车旁边停着一辆马车，心想贫富差距还是非常大的。当时我记得我在海德堡学习的时候，中文教科书上写，“上海百货大楼是中国最发达的商场，什么都有”，但是我特地从南京去上海看了，里面东西很少。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发展是没法比的。

笔者：那时候对南京人是什么印象？

施改革：他们真的是特别热情。我记得我们从南京坐硬座去上海，当时夏天天气非常热，我们的行李也很多。火车上值班的负责人走过来说：“你们是外国人，我可以给你们换成硬卧”。但是我们说，我们已经买票了。那个负责人说：““无所谓，不用你们给钱了”。

笔者：你们喜欢这份“特殊照顾”吗？

施改革：我们一方面觉得他们很客气，但是其实很不方便。因为当时天很热，很多行李要搬去硬卧的地方。但是他们真的是很友好。

笔者：那个时候你走在大街上，是不是很多人会关注你？

施改革：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在街上看到我都要和我照片，说我是老外。但是现在不可能了。我记得上一次我去上海，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，我听背后有人说，“照相，照相！”，我就回头凑到说话的那个小伙子旁边，等他和我合影。结果那个小伙子很礼貌地和我说：“请你让开，我要给我女朋友照相！

笔者：你当时什么感觉？觉得失落吗？

施改革：失落倒是没有。我反而觉得很舒服，因为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人，而不是10年前的那个“享受特殊照顾的老外”。这个变化让我也感觉到了中国的发展。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好。

笔者：2000年你从科隆大学毕业之后，你的中文已经很好了。第一份工作是什么？

施改革：刚开始我在哥廷根的NewEconomy的公司工作，网上向中国销售德国的一些笔和厨房用具。同时，也从中国广东博览会上买回来一些中国的货品在德国卖。但是后来这些NewEconomy的公司很多都倒闭了。

笔者：现在中德之间产品交易额越来越大，为什么十年前的市场没有这么景气呢？

施改革：那个时候做中国外贸的德国公司都觉察到了这一块的商机，1995年到2000年开始流行网上营销和外贸代购。但是规模都很小，没有真正打开市场。

笔者：那后来如何想到要去中德经济文化协会工作的呢？

施改革：NewEconomy的那个公司倒闭之后，我去了汉诺威的中国中心工作了三年。它是下萨克森州政府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建立的公益性协会。当时我负责给协会的会员做一些中国历史、地理、文化方面的培训。这样有关中德交流的协会都在北面，比如汉堡的OAV（OstasiatischerVerein），但是德国南方没有这样的平台，所以在汉诺威中国中心的工作合同结束以后，我选择到了慕尼黑，接手ChinaforumBayern。

笔者：你是2003年开始接手ChinaforumBayern，当时是什么一种情况？

施改革：刚开始我是光杆司令，也是唯一的员工。当时的会员也只有19位。但是在汉诺威的协会工作的经验让我很“淡定”，主要是我学会了如何在欧盟申请项目的方法和渠道。我们通过开展“中国经理人”项目，举办各种有关中国商贸、经济、法律、文化的论坛和讲座，建设自己的主页，目前会员已经发展到了130位。会员包括了德中两国经济、文化、教育及科研机构和单位。

笔者：这些活动让很多德国人认识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。

施改革：对。其实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一般都是德国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很多人没有去过中国，只听信西方媒体的报道。而德国的经济学家却不一样。我们的很多会员反映说，德国媒体上有时候对中国的报道是片面的，这是我们为什么设立了“ChinaforumBreakfastClub”的原因。我们会选择一些德国人偏见比较多的热点话题，然后让大家进行讨论。比如，我们下一期将要在7月15日举行，题目为：“德国人高傲，还是中国人狡猾？”

笔者：这样的问题好像不太好回答。

施改革：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种比较挑衅的话题，这样大家才会真正的讨论，互相交流观点。如果大家都是中规中矩地持保留意见，那就太没劲了。

笔者：你对中国怎么看？

施改革：我很爱中国。如果不是对中国的感情，我不会一路坚持下来。我觉得我与中国的关系就如同和“太太”的关系一样，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想杀死这个“太太”。

笔者：谢谢您的分享。

施改革：谢谢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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